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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敖:“敢怒而又敢言”的自由

  台湾“联合报”3月18日报道称,台北荣民总医院证实,罹患脑干肿瘤的作家李敖,近日因病况转危,今天上午10点59分离世,享年83岁。

  杜牧写《阿房宫赋》,最后说秦始皇大兴土木,造阿房宫,弄到“管弦呕哑,多于市人之言语。使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,独夫之心,日益骄固。”这段奇文,到了宋朝,引出了一个故事。宋朝邢君实《拊掌录》里说:

  “东坡在玉堂,一日,读杜牧之阿房宫赋,凡数遍,每读彻一遍,即再三咨嗟叹息,至夜分犹不寐。有二老兵皆陕人,给事左右,坐久,甚苦之。一人长叹,操西音曰:‘知他有甚好处!夜久寒甚不肯睡,连作冤苦声!’其一曰:‘也有两句好。’其人大怒曰:‘你又理会是什么?’对曰:‘我爱他道: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。’叔党卧而闻之,明日以告。东坡大笑曰:‘这汉子也有鉴识。’”

  苏东坡是有幽默感的人,他半夜不睡觉,读《阿房宫赋》读得陕西老兵长叹,因而被讽刺“不敢言而敢怒”,他不但不生气,反倒夸奖老兵。但是,抛开这个特例不谈,回头细看《阿房宫赋》,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。因为在政府的高压下!“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”的情况,是不太通的。事实上,人民“不敢言”之日,也就正是“不敢怒”之时。“不敢言”的人你叫他“敢怒”,他也是不大敢的。所以,我的判断是:

  但是!“既不敢言,也不敢怒”的情况,对政府说来,还是不妥的。因为这样会有“面从之患”(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),会有“居下之讪”(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),也会“示人以不广”。于是!“广开言路”或“诏求直言”的戏,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。

  尽管“广开言路”或“诏求直言”,可是建言的人,却非识相不可。以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,他就有过“酬恩奖,塞言责”的小心翼翼的话。虽然小心翼翼,下场却仍是“志未就而悔已生,言未闻而谤已成”,还是很那个。

 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。“无怒”就是不许生气,不许疾言厉色,所谓“态度要好”,态度不好是不行的。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,一说话前就先来个“干冒天威,罪当万死”,来个“流涕具陈,不胜惶迫待罪之至”。他们是“不敢怒而敢言”的,甚至敢言到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的地步。但这种敢言,算得上是吗?绝对不算!我在《独白下的传统》里,早就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。我说:

  “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,来比拟的事实与制度,这是比拟不伦的。谏诤与是两回事。甚至谏诤的精神,和争取的精神比起来,也不相类。的本质是: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,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,也许是挖苦你,也许是寻你开心,也许是劝你,随我高兴,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;谏诤就不一样,谏诤是我低一级,低好几级,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,小心翼翼的劝你。”

  像毛子水、陶百川这些人,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的大错误,他们沿袭古人的“诤臣说”,形成了对政府的“诤友说”,所以一发言,就先低一级,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,他们是一点“正义之怒”都没有的。毛子水甚至发挥《礼记》中“辞欲巧”的歪理,主张用巧言对政府:陶百川甚至说做“诤友,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”,这些头脑不清的人,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,公然扮演一世纪、十世纪的“不敢怒”角色,他们真太混了!

  真正的民主,真正的,说话的人不怠“敢言”,也可以“敢怒”的。敢怒就被解释做“态度不好”,但是,只有“态度不好”,才正足以表现民主与自由。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“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,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,也许是挖苦你,也许是寻你开心,也许是劝你,随我高兴,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。”既然是平等的,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,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说的对不对。可笑的是: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,竟不先看说的对不对,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:“哗众取宠”是态度不好的!“不相忍为国”是态度不好的!“动机不纯正”是态度不好的!“不善意批评”是态度不好的!“没有建设性意见”是态度不好的。……其实这些,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!一个人,大可张牙舞爪的、毫不忍让的、动机可疑的、恶意的、破坏性的发表正确的意见,而无碍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;另一方面,那些标榜平和的、忍耐的、动机好的、善意的、建设性的人,又常常是错误的、伪善的、不辨是非的、替坏政府护航而不自知的、助纣为虐的、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。

  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,曾经“敢怒而又敢言”的大骂总统杜鲁门;杜鲁门也不甘示弱,回骂皮尔逊是“狗娘养的”。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,美国人民也不说“因为你们‘态度不好’,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。”这就是高杆!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,不问态度好不好。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民,都会分清这一点。

  结论是,有“敢怒而又敢言”的自由,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,才是我们最该鼓吹的自由。相反的!“敢怒而不敢言”也好、“不敢怒而敢言”也罢,都不是我们赞成的“自由”,因为那种“自由”,只是向政府“陪笑脸的自由”,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,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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